519惨案30周年独家揭秘：邓小平指示下半场要进3球

　　【导读】55岁的曾雪麟怎么也没想到，一次不合时宜的“输球”会成为事件，会将他的后半生全部搭进去。

　　当时是1985年5月19日，作为国足主帅，曾雪麟正率领球队征战第13届世界杯外围赛。在打平就可出线的大好形势下，中国队全场28次射门的，最后竟然以1比2不敌射门只有6次的香港。

　　这三十年里，当时的场上队员杨朝晖还会屡屡回想起当时的场景。他说：“最后两分钟，古广明下底传中，那球传得好极了，离球门就两三米那么近了，我却没顶进去。如果我那个球进了就2-2了……如果那个球进了，我们提前20年就进世界杯了。我现在肯定就不在这了，再怎么也是个体委主任什么的，人生完全不一样了。”

　　如果那个球进了，曾雪麟后30年的人生也不会如此煎熬。从终场哨响起，曾雪麟就此开始了永无宁日的日子。

　　输球后的中国队回到休息室，相顾无言，有些队员还在悲伤的情绪中默默啜泣。他们没有想到的是，愤怒的球迷才刚刚开始行动起来。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之外，不肯退去的球迷隔着铁门的缝叫得很凶，“曾雪麟给我出来！”、“你们他妈的真给国家队丢脸！”“枪毙曾雪麟！”、“打倒曾雪麟！”此时，球场外那辆等着接队员的大巴车已被球迷砸烂，约两小时后，足协另派了辆大巴停在只有车辆才能通行的西门，队员们匆匆上车，才得以“逃离”。

　　根据光明日报社出版的《中国足球百年照片珍藏》不完全记载：与香港队赛后，25辆汽车(其中多数是外国机构汽车）玻璃被砸坏，车身砸凹；数十个垃圾桶被原地推到；数十辆公交车玻璃受损；一座交通岗亭玻璃被打坏；东四十条地铁站少数玻璃受损。也由此，这场因输球导致的球迷骚乱，在中国足球历史上被定格为“5·19事件”。

　　回到宿舍的曾雪麟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，他跟队员说：“比赛输了，没关系，大家也别灰心，以后还有这样的比赛呢，这场输球不赖你们，主要赖我。”在杨朝晖印象中，那场比赛后，曾雪麟一夜白了头。

　　两天之后《体育报》在头版摘录了若干封球迷来信，矛头多半直指主教练，认为其临场调度和指导思想有问题。中央实验话剧院编剧、导演艾长绪在信中写道：“赛球和演电影一样，必须有个好导演，否则光有好演员也不一定能演出好戏来，足球队的教练和导演一样。球已输，难以挽回，但经验教训何在，一定要弄个明白。”

　　球迷张宏图那时17岁，在工体见证了惨败的他每天放学都会去队员住的宿舍楼看一眼，“门口人都满了，有人提溜着酒瓶子，拎着铁棒子。得有六七百吧，一直在那堵着，让曾雪麟出来给大家个交代”。

　　曾雪麟不敢出去，也出不去。两天之后，训练局副局长年维泗出面跟球迷代表谈，试图平息愤怒。四天后，国家队对惨败的官方总结见报——《沉痛的教训我队受挫于香港队的原因》：“一、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实力”，“二、战术单调、技术不精”，“三、临场指挥不力”。5月29日，曾雪麟抽完了房间里的最后一颗烟，出来跟队员说：“大家都收拾收拾，国家队解散了。” 又过2天，5月31日，曾雪麟递交辞职报告，历时780天的“曾家军”时代就此终结。

　　国家队的“账”是算完了，但曾雪麟的“还债”生涯才刚刚开始，即便他在一周时间做完一辈子的检查也不算。球迷给他寄去刀片、绳子，甚至就连洗澡，老曾都要带着球员当保镖。家里的窗户，不知道被球迷们用石头砸碎了多少次。曾雪麟30年后还在感慨，“我30岁开始当主教练，从天津队到北京青年队到北京队再到国家队，整整26年。但是‘5·19’之后我几乎再也没有当过主教练，‘5·19’毁了我的后半生。”

　　香港队主帅郭家明即是曾雪麟的老对头，也是私底下的老朋友。郭家明觉得，老曾受到了严重的不公正待遇。“我感觉下课是很正常的，如果没达到标准而下课，没有问题。可问题是，当时分管足球的是带领排球获得五连冠的袁伟民。我后来看到在媒体看到，袁伟民批评曾雪麟用错战术什么的。我感觉你不是一个足球教练，你可以批评他带队没有出线，这个很正常。但你不能批评他的技战术。虽然你也是教练出身，可是你怎么可以批评足球战术。”

　　而且在当时，曾雪麟和袁伟民还是邻居。郭家明说：“你（袁伟明）作为领导不能对他的技战术指手画脚，看到那些报道的时候，我当时有些难过。”

　　在那样的内外交困之下，曾雪麟被定义为中国足球的“千古罪人”。为了逃避伤心之地，1989年他搬到深圳独居，一个人住在30平的房子里，而北京140平大房子一直空着。他说，这辈子两次最悲惨的经历都发生在北京，一次是5·19事件，一次是老伴陈孝彰心肌梗塞去世。

　　曾雪麟此后长期居住在深圳，做着跟足球不相干的事，10年前接受媒体采访，他称自己为“高级乞丐”。在李辉看来，曾指导是比较注重脸面的，“很多国家队的教练输了球以后，就到个别的球队。老曾总感觉没脸再当教练，有面子问题。但你像戚务生指导，国家队失利以后，人家照样呆着。”

　　曾雪麟可以离开北京这块伤心之地，但关于5·19的诸多悬疑，尽管时隔多年，很多人还在拷问。为什么国足会输，为什么会在家门口输给香港？

　　对曾雪麟来说，这种结果或许是命，但对国足所处的大形势来说，输给香港是早晚的事，那一天正好赶上了。李辉在5·19之战中打进中国队唯一进球，他说：“从那之后我才真正懂得，以弱胜强本就是足球的一部分，但以前并不知道。”

　　李辉并不后悔那次的失败，“重要的不是脚法，而是那时我们的思想认识不行。”他认为香港队实力虽有限，但见识很多，巴西、欧洲的球队常到香港参加比赛。

　　曾雪麟身为国家队主教练，在人员的选用上并没有绝对权威。他说：“那个时候不是主教练负责制，而是领队负责制，很多事情不是我说了算。有时候领队也做不了主，要问训练局。还有，球队的大小事情也都要通过党支部。”当时，曾雪麟特别想要赵达裕进国家队，打了好几次报告，才成功，“要先经过队里的党支部同意，这个人能不能进，然后再报到训练局，然后上报体委直属办公室下了文才有效，才能到地方上去。如果单纯是你教练想要，地方理都不理你。”

　　在备战和香港队的比赛前，曾雪麟想要去看中国香港队的比赛，以便对对手更加了解。但上面却拒绝了他的这个请求，理由是要节省外汇。而在5月12日，中国队主场迎战澳门队的时候，香港队主帅郭家明就坐在看台上。

　　正是在看过中国队和澳门队的比赛后，郭家明对中国队的实力有了进一步了解。当时整个香港队只忌惮一个人，那就是王慧良。他是广东队队长，省港杯上总是会攻破香港队球门。但在看过那场比赛之后，郭家明对于王慧良的顾虑也打消了。因为在国家队中，王慧良根本无法发挥出他在广东队的威胁。

　　中国队出战澳门队的阵容和后来出战香港队的阵容几乎一样，郭家明这一趟来得太值了。

　　正因为知己知彼，而且心态放松，比赛当天上午，香港队还集体去天坛游玩。中国队在房间却整整开了四个小时的准备会。李辉回忆说：“吃完早饭就开始开会，这个讲完那个讲，反正每个领导都要讲话。”李辉说坐在那儿根本听不进去，“他们就讲打平不光彩，要赢，还要多赢。”

　　回头再看，头发已经有些斑白的李辉认为，准备会都不该开那么久，“因为你讲的所有东西，一定是平时练的，如果平时没练，白讲。”

　　当天来的领导中包括袁伟民、程子华。曾雪麟说：“如果不在北京踢这场比赛会好很多，因为没有那么多的领导，大家的压力也不会那么大。其实，只要队员正常发挥就行了，出线没有问题。但是领导不答应，要求至少赢两个，压力全都给了队员。领导是好心，但是不一定会得到好结果。我们平时训练领导很少来，一到有比赛他都来了；你来你就看看也行，又非要有什么要求；你想赢可以，可以和我们教练说，不要跟队员说。”

　　真正让曾雪麟最犯难的是如何选择过程。当时的形势谁都知道，打平就出线，出线比赢球的结果更重要。但领导发话了，必须要胜，而且要大胜！

　　领导的要求，让曾雪麟自己乱了分寸，在对内准备会上，他破例让前锋和后卫分开来开，他自己带着中场和前锋开会，让助理教练戚务生去给后卫开会。在迟迟打不开局面的时候，球队没有了整体，盲目压上，结果导致丢球。

　　当然，“要大胜”的指导方针也不是几个体育局官员就能决定的。杨朝晖回忆说，中场休息时年维泗接到了邓小平电话。邓小平的意思是，“你们主场，而且对香港队，下半场还不打3个球以上”。当时曾雪麟正在更衣室给队员布置战术，年维泗走进来，宣读了小平“指示”。

　　杨朝晖说：“邓小平又看球，又打电话，虽然是以个人身份，但毕竟是中央领导，这个电话之后等于就有了无形的压力。” 于是，作为主教练身份的曾雪麟想什么已经不重要了，他想打平比赛，但已经不太可能。“其实在那个阶段，教练的权利已经没有了。邓小平都来电话了，你想保平，可能吗？”

　　下半场中国队大举进攻，后防空虚，第60分钟被擅长雨战的香港队打反击得手，中国队1-2落后。领先后的香港队开始密集防守，中国队高吊、头球始终无功而返。曾雪麟在教练席上不停地咂着烟卷，如丧考妣。最后5分钟，急不可耐的李辉，像拽死猪一样把香港队倒地不起的队员拖出了边线。

　　他们的脚在迈步，脑子却已经空白。

　　5分钟补时结束，裁判吹响了令中国球迷心碎的终场哨。中国队主场落败香港队，小组出局。球迷骚乱由此引发。

　　曾雪麟也曾思考为什么输给香港队之后，球迷的反应会如此强烈如此极端。因为在那个时候，球迷聚众滋事几乎没有先例。他说：“当时大形势不太好，物价上涨，什么都涨，球迷有情绪正好借这一次发泄，就打架，翻汽车、闹事。完了，倒霉的就是我，对吧。”

　　附“519”国足名单：

　　教练：曾雪麟(主)、徐根宝、戚务生、胡之刚

　　队员：路建人、朱波、贾秀全、林乐丰、吕洪祥、林强、王振杰、王惠良、古广明、左树声、李辉、赵达裕、杨朝晖、李华筠、柳海光、池明华、傅玉斌、吴群立、唐尧东、黄德兴